从1303年至1860年，全球普遍出现了温度下降和冰川扩展的现象，中世纪暖期结束，这段时期在学术界被称为“小冰期”。欧洲天气变冷的根本原因是太阳能量的减少，而太阳能量减少的原因则在于太阳黑子数量减少以及火山频繁爆发。太阳黑子稀少，表明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能剧减；火山爆发后，大量灰烬被送入平流层，形成“尘幕”，并将太阳光线折射进入太空，致使全世界的太阳辐射减少，如此一来就降低了地球的温度。此外，北大西洋涛动的负模式和北大西洋的阻塞高压也造成欧洲气温下降。

  根据学者的研究，近代早期德意志的天气普遍寒冷，平均气温比平常时期低1摄氏度左右，尤其是在16世纪后期17世纪初期和17世纪后期18世纪初期。例如，1600—1601年，德意志冬天的气温比平常时期低5.5摄氏度；德意志中部的一名士兵在1640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此时太冷了，我们在住地几乎冻死。”

  异常的气候对近代早期包括德意志在内的欧洲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概括而言主要有如下方面：

  其一，导致农业歉收。在前工业时代，欧洲基本上仍是农业社会，气候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巨大。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会影响谷物的收获，进而影响谷物价格的波动。例如，在17世纪20年代，伴随着“长而寒冷的冬季，迟到的春季，寒冷而潮湿的夏季和秋季”，异常的气候引发德意志地区谷物歉收，谷价上升，从维尔茨堡蔓延到符腾堡，甚至整个莱茵河谷地区都受到影响。

  其二，疾病的传播。尽管学者们不认为气候异常和疾病之间有必然的相关性，但是恶劣的气候与疾病传播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恶劣的气候及由此引发的饥荒，会降低身体的抵抗力，并迫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城市人口严重超过标准，卫生条件急剧下降，大量贫民聚居区的存在，极易造成潜伏的疾病病毒大规模传播。

  其三，人口减少。天气异常导致的饥荒加上瘟疫和战争，使得此时的德意志地区人口减少远比欧洲别的地方严重。三十年战争期间，德意志很多地方丧失了2/3的人口，有的地区甚至多达90%。

  其四，忧郁症多发。17世纪英格兰作家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的解剖》中提到造成忧郁症的诸多原因，其中就包括乌云遮蔽太阳的无尽日子。太阳的退缩导致了极度的忧郁，并增加了自杀的风险。严重的症状包括：睡眠障碍、嗜睡症、饮食失调、情绪剧烈波动等。

  针对小冰期的寒冷天气及其所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德意志国家的应对之道经历了从传统方式向理性方式的过渡。传统方式包括宗教方式和寻找替罪羊。宗教方式指将灾害归咎于神意，并诉诸祈祷、忏悔等宗教方式；寻找替罪羊，在当时主要指的是女巫。恶劣的气候严重打击了农业经济，作物歉收，物价飙升，瘟疫流行，农民处境普遍恶化，人们将之归咎于魔鬼和女巫的邪恶行为，并要求政府干预。例如，16世纪时的德意志新教牧师托马斯·劳格古斯在其布道辞中将恶劣的天气、庄稼歉收和传染病都归咎于女巫。而当太阳再次普照、一切恢复常态时，许多人认为这要归功于猎巫。例如，当时的一份编年史有这样的记录：“1626年5月27日，霜冻袭击了班贝格和维尔茨堡所有的葡萄园以及长势不错的作物……下层民众开始请求，他们质问为什么政府还要容忍女巫对作物的破坏。因此，主教—君主开始惩罚这些罪行，猎巫在这一年重新出现。”

  另一方面，当时的统治者也试图找到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或由其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的理性方式。17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的邦国加强了中央权力，力图恢复领地内的秩序和经济，降低各种自然和人为灾害带来的风险。在这些邦国中，很典型的是勃兰登堡-普鲁士。1640年“大选侯”腓特烈·威廉在掌握政权之后推行中央集权化的政策，具体包括：

  第一，加强税收。大选侯与容克贵族达成妥协，可以向农民和城市居民增加税收，并在城市中任命税务委员，以控制城市的行政管理，在农村设立行政公署管理当地的税务。

  第二，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大选侯的诏令，连接奥得河与施普雷河的“腓特烈·威廉运河”于1662—1668年间开挖建成。大选侯还建造或改建了道路，到腓特烈大帝时铺设道路总长为4万公里。运河和道路的建设，巩固了勃兰登堡作为德意志贸易枢纽的地位，同时也扩大了大众消费品的运输渠道。此外，大选侯还建立了全邦国的邮政联系，从而有可能快速了解区域性紧急事件，并从别的地方搜寻资源填补裂缝。广阔而有序的商业联系，有助于减缓危机的影响。

  第三，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大选侯支持纺织业、地毯制造业、制糖业等行业的发展。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作为回应，大选侯颁布了《波茨坦敕令》，欢迎遭受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教徒。胡格诺教徒对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尤其是纺织业受益巨大。

  第四，推行改善农业的措施。三十年战争之后，勃兰登堡-普鲁士等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邦国试图经过控制农民的方式来解决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出台旨在增加农民劳役负担且终结他们迁徙自由的法律：赋予了领主搜捕、追回并惩罚逃亡者的权力。一些学者称这一过程为“第二次农奴制时期”。此外，还试图通过扩大耕地来改善农业状况。

  通过这些措施，勃兰登堡-普鲁士到18世纪初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官僚体系相对高效、法令较为畅通的邦国，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以有效应对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739—1740年的严冬，这次灾害产生的影响比之前类似危机要小。腓特烈二世囤积了大量的粮食以应对饥荒和战争的需要。

  不过，德意志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力由约一千多个诸侯分割。在地理分布上，四个邦国统治着人口稀疏的德意志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勃兰登堡、萨克森、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人口更多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则包含大量小的政治实体。这些小的政治实体难以像勃兰登堡-普鲁士那样建立一套适应近代化国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无力推行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但他们试图在其领地内加强权威。例如，东南德意志霍恩洛的统治者在17世纪20年代因寒冬导致的饥荒中，通过发放贷款、控制物价以及减免租金和税收等方式缓解危机。此外，霍恩洛的统治者也会在丰年储存谷物，以便在灾年贩卖或发放给村民。三十年战争后期，霍恩洛的秩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战后，霍恩洛的伯爵力图在领地内加强控制、恢复秩序，派官吏核查农民的地产和债务。还有一些人意识到，农业改革是阻止饥荒的重要措施。18世纪，来自霍恩洛的农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迈尔写作了农业手册，提出改进化肥、种植土豆、改革土地租用和继承法律、倡导自由贸易等措施。不过，这些措施在当时并未奏效，因为小的邦国缺乏足够强大的中央权力去推动这些改革。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人们对灾害成因的解释和应对的传统方式并未完全消失，仍与理性方式并存。相较而言，当时的德意志无法像同时代具有强大王权的英国和法国那样采取更为完善和有效的措施，但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到18世纪70年代，德意志饥荒和疾病的威胁已不如之前严重，农业产量提高，人口也稳步增加。此外，普通民众也试图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应对寒冷的天气。例如，在建筑中，玻璃窗的普及有助于节约能源；羽毛床和垫子则能让人度过寒夜；木地板的保暖性更好。在服装方面，人们转而使用更为厚重的布料，“穿戴呆板的超大黑色帽子、盘子大小的白色皱领、宽大的黑色外衣、厚重的靴子和手套”。